人的使命就是实现天心，而且唯有人才能实现天心，这就是天无心，以人心为其心。
但是能有好的名声，对发扬学术良知是有好处的。但是，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（1840－1931），却作出了相反的解释。
但是在良知的问题上，情与知有很大关系，不能截然分开。这是价值观的问题，任何是非都与善恶有关。坚持是非观念，是良知的重要方面。因此，实现仁这种核心价值，就是士人的义不容辞的任务，是生命的内在需要，用王阳明的话说，就是致良知。有的则将博士生写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去发表。
我只是谈一点个人的看法，希望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，共同努力，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，维护学者的尊严，使学术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。这使很多人陷入沉思：他为什么现在才暴露这段经历？因为他六十年来内心很愧疚，很沉重，而且越来越沉重，受到良知的谴责，这是良知发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又不悦，复调越曲，杂以诙笑，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。
《年谱》载：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，在江西。在这里，本体与工夫从原初一致到可能不一致再通过工夫回归一致。[19]正德十四年（15219），论《大学》辄持旧见，称《大学》旧本之复，功尤不小。[74]毛奇龄《王文成公传本》载四句教说：良知作致知。
正德二年（1507），他在给弟子书信就对经典离道而流于训诂、辞章之学予以批评，六经分裂于训诂，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，圣学几于息矣。[21]参见王阳明：《答甘泉（辛巳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194页。
[60]王阳明：《年谱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四册，第1296—1297页。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九月，王阳明至南昌，巡按御史唐龙、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，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。[44]钱德洪：《年谱》正德十年条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四册，第1287页。[62] 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王阳明说：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。
先生之学，精深极微，得之心者也。钱德洪在论述王阳明平宁藩之后写道，阳明始教学者悟从静入，恐其或病于枯也，揭‘明德、‘亲民之旨，使加‘诚意、‘格物之功，至是而特揭‘致良知三字，一语之下，洞见全体。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即吾心自足，所谓心即理，理不在事物之中而在心中，天赋人之本性即所谓的善，对于人来说是与生俱来而且充足，无需向外苦苦求索，反身本心即可。[8]又致希渊：往年区区谪官贵州，横逆之加，无月无有。
正德四年（1509）条载：提学副使度书聘主贵阳书院，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。旁有健羡不已者，则又说：连这些子亦无放处。
[28]阳明在南都说：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，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，以救时弊。夫杨、墨、老、释，学仁义，求性命，不得其道而偏焉，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，性命之为无益也。
[70]王阳明：《与黄宗贤（丁亥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234页。他在决意去贵州之前回南京省亲，又至钱塘与徐爱等三友道别，问他们道出自己的期许：天将降大任于是人，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所不欲，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。[57]王阳明：《传习录拾遗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五册，第1549页。与滁阳诸生问答：或患思虑纷杂，不能强禁绝。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，问朱陆同异之辨。则今之所大患者，岂非记诵词章之习。
他认为，良知明白，随你静处体悟或事上磨练，良知本体原无动静，这便是学问头脑。他与黄绾、应良论圣学久不明，学者想要做圣人必须廓清心体，使纤翳不留，真性始见，方有操持涵养之地。
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，然性豪旷不拘小节，阳明与论学有悟。仰思尧、舜、三王、孔、孟千圣立言各有不同，宗旨一致。
二君相取为用，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。《传习录》记载：王畿提到王阳明的教诲：无善无恶是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[74] 为善去恶是格物。
王阳明回答：吾昔居滁时，见诸生多务知解，口耳异同，无益于得，姑教之静坐。经典诠释的前提是熟读或熟悉经典之后才开始，如果寻找带有指标意义的事件，那么应该以龙场悟道开始，到天泉证道结束，这一段大体代表经典诠释的时期。龙场居南夷万山中，书卷不可携，日坐石穴，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。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，他又论动静说：心无动静者也，故君子之学，其静也常觉，而未尝无也，故常应常寂，动静皆有事焉，是之谓集义。
此信未查到，疑嘉靖四年（1525）致信邹守益有近时四方来游之士颇众，其间虽甚鲁纯，但以良知之说略加点掇，无不即有开悟，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圣门正法眼藏。[53]钱德洪：《刻文录叙说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六册，第2089页。
关于这方面的记载，《年谱》有二条。三、经典诠释成熟时期 王阳明尽管自龙场回来以后已经悟得良知，但并没有想好如何论述。
职事闲暇，他们开始在一起讨论，甚至吃住在一起，相互期待对学术有所促进。[37]《传习录拾遗》也有类似的说法：吾昔居滁时，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，无益于得，且教之静坐。
嘉靖六年（1527），王阳明病中仍草书诸友及弟子。于是以默记《五经》之言证之，莫不吻合，因着《五经臆说》。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，今吾皆能言其略，自以为若是亦足矣，而圣人之学遂废。[69]把良知与天理看成一致的，天理并非外而属内，天理即良知。
[51]王阳明：《与甘泉（辛巳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194页[40]但缺乏其他材料作为左证，不过这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良知之学，但其教人已遵循良知精神。
与论知行之说，更无抽挌。[69]王阳明：《与马子莘（丁亥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232，233页。
医经折肱，方能察人病理。后来在北京，知行话头也不常提起，因为当时始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发明吾性自足，静坐收心而非知行合一，真正系统研究知行合一是在以后。
